全员社保：被看见的与被忽视的 灵活就业者的保障难题！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2024年末，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分别参保10.66亿和13.26亿人。在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障能够覆盖如此高比例的人群，堪称奇迹。但当这样一个庞大的系统需要升级迭代、填补制度缝隙时，任何微调都可能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

8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及劳动争议典型案例，明确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任何形式的“不缴社保”约定均无效。“社保新规强制全员社保”引发广泛讨论，也让2亿多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再次受到关注。

严格来说，《解释二》并非新规，只是针对《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未明确的规则制定了细化标准。按照法律规定，企业给员工缴纳社保是强制义务，但在实践中总存在一些模糊空间。例如，有些企业和劳动者约定或承诺无需缴纳社会保险费。当前社保缴费基数下限一般为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上一年月平均工资的60%。以北京为例，2025年的社保缴费基数为6821元，而月最低工资标准为2540元，社保缴费基数约为最低工资的2.7倍。一个月收入3000元的保安，如果按6821元的缴费基数缴纳社保，每个月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的支出分别为545.68元、139.42元和34.11元，到手收入2280.79元，而保安公司需承担的社保费用为1807元，超过工资成本的一半。只要签一份协议，用人方就能减少成本，劳动者也乐得多获得些可支配收入，看似双赢。

在现收现付制的养老金模式下，抚养比正在逐年下降。根据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的测算，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等改革措施后，我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的耗尽时间可由2035年推迟至2044年。因此，对于否定“自愿放弃社保”协议的合法性，强制企业缴纳社保，网上有一种声音认为，不是我需要社保，而是社保需要我。

最高法发布的劳动争议典型案例中，保安朱某入职时被要求签署一份事先打印好的格式条款，双方约定保安公司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而是将相关费用以补助形式直接发放给他。此后，朱某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并申请仲裁，但并未获得支持。正如最高法相关部门负责人所说，实践中更多的情况是用人单位基于成本控制等考虑与劳动者约定或让劳动者单方承诺不缴纳社会保险费，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没有选择权。用人方和劳动者大多数情况下权利不对等、信息不对称，劳动者很难与雇主方、平台方既定的规则抗衡。无论“自愿”还是“被自愿”，中低收入人群更有可能与用人方达成“约定不缴社保”的协议。他们的抗风险能力和储蓄能力更低，更需要社会保障体系的护佑。

当法律在填补“协议不缴纳社保”的漏洞时，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庞大人群长期处于社会保障不足甚至保障真空状态。中华全国总工会公布的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全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达8400万人，约占职工总数的21%，包括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新业态从业人员整体社会保险的参保率较低，每人平均参保的社会保险险种只有1.46个。其中，超过60%的即时配送骑手未参保基本养老保险，38%以上未参保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的整体参保占比甚至低至22%。

非传统劳动关系突破了原有劳动法律框架，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保障的缺失也在呼唤制度层面的变革。2021年7月，人社部等八部门共同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明确在非传统劳动关系下，企业和劳动者的权利义务。次年7月，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北京、上海等7省份启动，涵盖出行、外卖、即时配送、同城货运等行业的7家平台企业。截至2025年6月，7个试点省份累计参保人数已达1234.57万人。

职业伤害保障作为一种过渡性解决方案，其保障范围有限，不能替代体系完备的社会保障。平台对用工成本的顾虑和劳动者对当下收入减少的担忧同时制约着社保参保意愿，如何让社保体系平等覆盖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难题仍旧待解。突破口出现在外卖行业。2025年3月1日，京东外卖开始与全职骑手签订劳动合同，缴纳五险一金，并为兼职骑手提供意外险和健康医疗险，成为国内首个为全职骑手缴纳五险一金的平台。这一标志性事件之后，职工社保渐渐惠及全职外卖骑手，但相当数量的兼职骑手仍游离于职工社保体系之外。

商业道德与经济效益并非对立，而是共生关系。合规不是负担，而是加固商业模式的护城河。从商业逻辑来看，企业承担骑手五险一金的成本，短期可能压缩利润空间，但长期来看，这种投入恰恰是构建可持续竞争力的关键。奔波在街头的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穿梭在城市公路间的网约车司机，用他们的劳动滋养着一座座城镇，城镇也理应给予他们充足合理的保障。这需要法律的强力支撑和保护，也需要作为社会责任主体的平台和企业有所行动：超越短期成本焦虑，坚定履行社保责任。对人的投入终将以效率提升、风险降低和品牌增值的形式回馈企业。